千余八路军保兵工厂战5千日军 伤亡百余毙敌上千
来源:奋斗学识馆 本文已影响1.08W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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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权将军女儿左太北7月3日在《参考消息》撰文纪念自己的父亲,抗战中牺牲的名将左权将军。左太北在文中写到,和父亲分别的时候,我还在襁褓中,还不会喊“爸爸”,但没想到,一句未喊出的“爸爸”,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。文章内容如下:
2014年8月29日,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,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左权,他是抗日战争中我党牺牲的最高将领。
年底,台湾军方发行了一份2015年抗战英烈纪念月历,在“国军少将”部分,父亲左权同样位列其中。
父亲作为一名抗日英烈,能得到国共双方的共同认可,我深感骄傲,也更加体会到了当年父辈为救亡图存慷慨赴国难、热血沃中华的悲壮与豪迈,体会到了他们无私奉献、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,更体会到了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。
“愿拼热血卫吾华”
1937年12月,在写给奶奶的家信里,父亲这样写道:“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,并要灭我之种,亡国灭种惨祸,已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。”因此,他“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,过去没有一个铜板,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,过去吃过草,准备还吃草”。
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,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,推行所谓的“囚笼政策”。1940年7月,父亲协助朱德、彭德怀动员指挥100多个团,在华北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线上,对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以交通破击战为主的大规模攻击,击毙击伤日军2万多人,破坏铁路470多公里、公路1500多公里,破坏桥梁、车站258处,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和军用物资,对日军造成了沉重打击。
1941年11月,在保卫黄崖洞兵工厂的战斗中,父亲指挥守山的八路军1200多人,与陆续增援达5000多人的日军,鏖战10个昼夜,共毙敌1000多人,其中大队长以上军官5名,我方伤亡166人,以6:1的辉煌战绩,开创了中日敌我伤亡对比空前未有之纪录。此战被中共中央军委评价为“1941年以来反扫荡的一次最成功的模范战斗”。
我军的接连胜利让华北日军恼羞成怒,1942年5月25日凌晨,数万日军精锐部队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辽县麻田以东的南艾铺一带。敌机开始疯狂地扫射投弹。彭德怀和父亲决定分路突围,父亲坚决要求由自己率部担任掩护和断后。
总部警卫连要护送父亲先走,被他一口回绝:“北方局和党校那么多同志需要我,我留在后面指挥,和大家一起突围!”他挥着手一边往前冲一边大喊:“同志们,不要怕飞机,冲过去就是胜利!”
“左参谋长和大家在一起”的消息迅速在突围人员中传开,鼓舞了大批人顺利突围。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后,护卫彭总突围的总部直属部队连长唐万成率部返回专程接应父亲,他还是拒绝了。
父亲率最后一批同志冲到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时,敌人炮火十分猛烈,一颗炮弹在他身旁爆炸,飞溅的泥土劈头盖脸扬了他一身。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,他应该知道紧接着会有第二颗炮弹射来,他应先卧倒,然后一个侧滚翻,就可以避开第二颗炮弹,这个动作下意识就能做到。然而,他连腰都没弯一下,站在高地上一直大喊着指挥突围,完全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。
第二颗炮弹过来了,他的喊声戛然而止。
硝烟过后,他的身影从山口消失了!
父亲被炮弹击中头部,以身殉国,年仅37岁。
在父亲的公葬日,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在墓前说:“给烈士们行礼并没有完事,今后还要做三件事情,第一件是报仇!第二件是报仇!第三件还是报仇!”
我以我血见忠诚
父亲在留苏期间,成绩优异,为人正派,威信极高。但在1928年的一天,父亲和一些留苏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顿中餐,被王明知道了,便说他们是“江浙同乡会,有托派嫌疑”。自此,父亲被戴上了“托派嫌疑”帽子,接受严格审查,并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。
1930年,父亲学成回国,进入苏区,而王明集团1931年在党内取得了领导地位,他们把在苏联的旧账带回国内清算。父亲成为当年苏区肃反扩大化首当其冲的受害者,于1932年被撤销红十五军军长兼政委之职,并被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。
此后,父亲从未停止过申诉。直至殉国前的1941年11月,父亲还再次发电报向党中央申诉:“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党担保,我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……”
1942年春,彭德怀还专门给中央写了封信,说他可以证明我父亲对党无限忠诚。然而,父亲再也没能摘掉“留党察看”的“紧箍咒”,直至含冤殉国。
据开国中将苏静回忆,父亲牺牲后不久的一天,他在延安散步,碰巧遇到了毛主席,走到跟前,毛主席握着他的手,满含泪水地说:“左权同志牺牲了,前两天他还给我来过信,提到他的问题,我正要着手去解决他的问题,他就牺牲了,很遗憾。”
延安各界为我父亲举行了追悼会,朱德总司令写下了后来流传很广的悼念诗:“名将以身殉国家,愿拼热血卫吾华;太行浩气传千古,留得清漳吐血花。”
烽火家书抵万金
父亲在家中排行老四,是最小的儿子。自从19岁离家求学后,整整18年,再也没有回过家。
而远在湖南的奶奶,一直盼着儿子回家,盼得望眼欲穿,从抗战胜利盼到解放战争胜利,没人敢告诉奶奶父亲已经捐躯的事情,直到1949年夏,挥师南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奉朱德总司令之命,到家乡看望奶奶。
得知儿子殉国的消息后,奶奶请人代为撰文悼念儿子:“吾儿抗日成仁,死得其所,不愧有志男儿,现已得着民主解放成功,牺牲一身,有何足惜,吾儿有知,地下瞑目矣!”两个月后,奶奶也与世长辞。
1940年5月27日,我出生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抗日前线的烽火硝烟中。当时也是抗日前线打仗打得最厉害的时候,父亲忙于战事根本顾不上我和母亲,只好在我出生仅三个月不满百天的时候,把我和母亲送到了延安后方。
日本鬼子的炮弹夺去父亲的生命时,我还差两天过两岁生日。父亲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十分模糊,对父亲的了解更多是来自他生前写给母亲的信件,以及遗留下来的文章。
我人到中年才知道父亲对自己的爱。42岁那年,我收到了“文革”抄家后被发还的物品,其中有父亲在抗战中近两年间写给母亲的11封信。每一封信,父亲都大段大段地提到他心爱的女儿。通过父亲留下的家书,我才更加深切地了解父亲,更理解他和爱他。
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,也许是因为职业习惯和工作需要,父亲总给人感觉是一个感情内敛、沉默严肃的人。仅存至今的几张照片中,他总是嘴唇紧闭,军容极为严整地站在照片一角。
只有一张照片例外。这是父亲与女儿最后的、也是唯一的“全家福”。在这张照片中,父亲抱着未满百日的我,身边坐着年轻漂亮的母亲刘志兰。在浓浓的天伦之乐中,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——34岁才娶妻,得女已是中年,父亲是真正的开怀而笑。这是一张临别前的照片,母亲即将带着我回到延安。照相后,父亲在村口与我们挥别。但那一别,即成永别。
父亲一个月仅5元津贴,还有抽烟的习惯,但只要有机会,他就把攒下来的钱托人给母亲带去,带来的还有一些给我的战利品:一瓶鱼肝油丸、一包饼干、一袋糖果……
提到女儿,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刚毅无言的父亲——铮铮硬汉,完全被“溶化”掉了!
细腻的父亲给花朵一样的宝贝闺女买花布,让人给女儿做衣服、织毛衣毛裤,再让回延安的同志艰难地带过封锁线……只是因为许久没见过女儿,不知道一两岁的孩子到底长得多快,做出来的衣服有大有小。
夏天,他给我带来热天穿的小衣服;冬天,他记挂着小家伙别冻坏了手脚;每次我病了,焦急的父亲反复在信里念叨:“急性痢疾是极危险的”“有了病必须找医生”——在敌后极为艰苦的环境下,父亲在指挥八路军进行战斗、研究军事理论的同时,最大程度地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。
看看这个不爱讲话的人在信中对女儿的爱称吧:小鬼、小家伙、小宝贝、小天使、小东西……舐犊之情,跃然纸上。对女儿的爱,纵使远隔70多年,依然还在散发着烫人的热量。
牺牲前3天,父亲在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,想象着与妻女团聚的情景:“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、谈着。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,一时在地下,一时爬到妈妈怀里,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……”
从未喊出的爸爸
和父亲分别的时候,我还在襁褓中,还不会喊“爸爸”,但没想到,一句未喊出的“爸爸”,竟然成了我永生的遗憾。我从小就知道,自己的父亲是烈士,但并不明白这个词的具体含义。我只是奇怪,大家都热热闹闹的时候,那个叫做“爸爸”的人怎么不在。
1942年,母亲给父亲拍电报,问如果日本人轰炸延安怎么办。父亲回信说:“我如此爱太北,但如果时局有变,你可大胆地处理她。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,不必顾及我。一切以不多再给你受累,不再妨碍你的学习及不必要的行动为原则。”所幸的是,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能够幸免于难,但父亲却不在了。
父亲的牺牲给了母亲很大的打击。年仅25岁的她,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女儿,坚强地学习和工作。与爸爸仅仅一年多的幸福生活成了她心中永远的思念和永远的痛!后来在编辑《抗战家书》的时候,我真切地感到,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。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,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!
我曾想,如果父亲老了,自己能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外出晒晒太阳,都是很幸福的。但是,这种普通人都品尝过的幸福,烈士的孩子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,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当面亲口叫出那么普通的几个字:爸爸、妈妈。
前些年,我开始沿着父亲走过的路行进。第一站就来到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——山西省武乡县砖壁村,一个位于太行绝顶的小村子。
几十年前,我就出生在村里的奶奶庙。不经意间,小院中已经聚集了很多老人。忽然,老人们齐声高唱四段歌词的《左权将军之歌》。曾抱过我的房东,相隔了半个多世纪,又一次抱住了年逾花甲的我。我心想,这个怀抱要是父亲的,该有多好。
退休后的这十多年,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寻访父亲战斗过的土地、研究和整理有关父亲的资料上。每次参加这样的活动,在我的心中都会留下一个深深的烙印:父亲左权是一位真正的民族英雄,有一身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。正因为他是民族的英雄,中国人民会永远怀念他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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