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朝皇帝挑選接班人時為何也有潛規則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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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皇帝挑選接班人潛規則:清取代明,從巨集觀的體制方面,襲用了前朝之衣缽。本來是件很省心省力的事情。打江山的人卻不滿足,在一些至關重要的細節上又謀求變革,企望制度能更完善。且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好點子。
最具創新意識並且與國家命運、皇族命運休慼相關的,要數立以賢的帝位繼承法。明朝執行的是嫡長子繼承製,誰先出生誰就是最佳人選,有一種論資排輩、聽天由命的意思。表面上似乎容易減免是非,卻有後患:不是當皇帝的料,偏偏當上了皇帝;而在才能方面出類拔萃者,卻不見得有入選的資格。所以,明帝(共十餘位)中頗多昏庸之輩,禍國殃民。
恐怕正是因為吸取前車之鑑,清朝選立皇儲的比賽規則修改了:摒棄了輩分的因素,以才取勝、惟賢是取,這樣對每一個皇子來說,則顯得公平多了。機會面人人平等,關鍵看你的才學武藝是否脫俗超群。而對國家的發來說,則更保險一些:畢竟,皇儲是經過嚴格的篩選與客觀的考驗的,非等閒之輩所能企及。
清之先祖作為北方遊牧民族,崛起於嚴酷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,比中原王朝要更富於競爭意識乃至憂患意識,也更重視領袖作用。兩軍交戰勇者勝,如果主帥既無勇又無謀,大家跟著吃虧。所謂立儲,等於是在選擇民族的領頭羊,一點也馬虎不得。“大海航行靠舵手”,舵手必須具備方位感、判斷力及指揮才能,才不至於把眾生之船划進漩渦裡去。一旦觸礁或擱後悔莫及,還不如預先做好充分的準備。
紫禁城裡的皇子們,都要接受精密的綜合素質教育。有德高望重的大學士擔任教師爺,“逐日講經史,以擴充聖聰,庶於古今亂興衰之道,可以詳細陳說,而聖德日增其高深。”譬如同治六歲就上學了,啟蒙老師是翰林院編修李鴻藻。繼位後,兩宮太后又特意為這個小皇帝聘請了李鴻章、翁心存及禮部和工部的兩位上書,擔任弘德殿授讀的師傅。
作為神射手康熙之子孫,雍正與乾隆,皆精於弓馬。尤其乾隆,是好戰分子,東征西伐,打得很過癮。自詡為“十全武功”(刻碑後供奉於避暑山莊)。與人戰之餘,也與天地戰,繼承了“木蘭秋狩”的傳統,厲兵秣馬,捕虎射鵰,一輪又一輪地“大掃蕩”。他去熱河行宮的次數比康熙還多,估計“成績單”也並不遜色。乾隆的愛好甚至更廣泛:不僅頻繁在塞上游獵,還熱中於乘龍舟下江南。這最尊貴的“漁翁”,興高采烈地亨小調,往返於運河沿岸,垂釣風景,垂釣詩畫,垂釣美食——包括垂釣形形色色的美人魚。他的風流韻事可太多了。遊戲山水也遊戲人生。
我還知道道光的槍法很了得!嘉慶十八年(1815年),皇帝去熱河行宮避暑,天理教起義軍乘虛而入,攻打紫禁城。在太監的內應下,兵分兩路:由西華門潛至隆宗門,由東華門攻入內廷景運門,直至由通道登上五鳳樓,居高臨下地與御林軍交火。其時諸皇子正在宮中讀書,聽到槍聲後都很驚慌,唯獨道光保持鎮定,率領幾個小兄弟取出鳥槍去養心殿搶佔有利地形。偏偏內廷軍械庫的值班太監手忙腳亂,沒有找到鉛丸。迫在眉睫,道光反應很快,讓在場者將衣服上的銅鈕釦全揪下來,混入火藥中代替鉛丸。
當起義軍翻牆而入時,道光開槍擊中兩人,其餘皇子又射傷第三人,打得對方抬不起頭來,只好改變偷襲皇帝寢宮養心殿、劫持人質的作戰計劃。道光憑著一把銅釦子作彈藥,一直堅守到增援部隊趕來……嘉慶皇帝原本不欣賞這位貌不出眾的皇次子,曾懲罰他到內廷“打掃處”接受勞動改造,跟小太監一起擦窗戶掃地。可道光在此事變中的表現,使父皇刮目相看:臨危不亂,智勇雙全,可治理江山也。
於是道光被“破格提拔”為皇位繼承人。神槍手道光,尚是皇子時,恐怕就接受過“軍訓”了。否則不至於如此熟練地使用火器。他平日打靶的成績一定也很不錯。道光承襲帝位(也算是“槍桿子裡面出政權”)後,一如既往地喜歡玩槍,喜歡打獵。他晚年時,與其父皇一樣為選擇接班人的問題而傷腦筋,頗費躊躇:“欲付大,猶未決,令校獵南苑,諸皇子皆從,恭親王奕忻獲禽最多。文(咸豐)未發一矢,問之,對曰:‘時方春,鳥獸孳育,不忍傷生以幹天和。’宣宗大悅,曰:此真帝者之言!”
以聚獵比武的方式來辨別兒子們之高下,本無可厚非。只不過作為裁判的父親,暗自擬定的是另一種比賽規劃:並非比槍法、比武力、比戰利品,而是比人心之善惡。因此,獵物頗豐的恭王奕新反而落選了,懷抱著一杆道具般的空槍的咸豐卻脫穎而出。咸豐考慮到春季鳥獸正在生兒育女,不忍殺伐,破壞其家庭和美乃至生態平衡。他是一位生活在童話世界裡的皇子,一位最老的“綠黨”,肯定很討後世之綠色和平組織歡心與褒獎。當今之瀕危動物,若有良知、若能讀懂歷史的話,應該會感激這“大善人”的恩情。
可惜,若以帝王必須具備的霸氣來衡量,鹹則失之於迂腐了。政治畢竟不同於“環保”,治國平天下,光有腸是遠遠不夠的,還需要俠骨、雄心、鐵腕。上下五千年,凡是挫敗諸侯、開疆拓土的君主,又有哪一位是省油的燈、是心慈手欽之輩?哪一位不是在累累白骨中立而不倒的?
從秦皇漢武、唐宗宋祖,乃至成吉思汗,基本上都是馬上皇帝,靠火與劍建功立業的。道光自己就是在平叛中嶄露頭角的,偏偏器重咸豐這樣的“慈善家”,器重一個另類。真不可思議!莫非他本人,已被太平盛世麻痺了神經、削弱了鬥志?難道忘記了:書生造反,十年不成,讓其守業也不見得會有多好的結果。若以不殺生為優點,適宜做和尚。燒香拜佛,與保家衛國,是不同的概念。畢竟,世界已非堯舜禹的時代,不進取則落伍。
在那次南苑校獵中,彈無虛發的恭親王奕新,倒還真是個人物。眾人皆知他與咸豐少年時同房修文習武,而才華略勝一籌。他好強鬥勝的血性,卻不受父皇青睞。嫌其太生猛、太逞能了?咸豐生前連個螞蟻都不捨得踩死。可他的敵人,“焚燒淫掠,備極殘酷”,毫不手軟地用一根火柴就點燃了價值連城的圓明園。菩薩心腸管什麼用?甚至無力為自己的子民提供必要的佑護。在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,善良的人是可欺的,怯懦的人是可恥的。
說咸豐是清朝的敗家子並不為過。在洋槍洋炮面前,他拱手獻出了都城,並退避三舍。逃跑主義與投降主義,就是由其開始的。狩獵者的家族,已生疏了弓馬,競爭能力大大地退化了,任人宰割。從此,西方列強的鐵蹄在華夏版圖上橫衝直撞,恣意地圍獵。
就像道光選錯了接班人,咸豐還有個失誤:娶錯了老婆。他不該納慈禧為妃的。慈禧把老公的棺材從承德抬回北京後,就發生政變,由此垂簾聽政達四十八年。大清王朝真正滑入陰盛陽衰的境地,遭遇了史無前例的尷尬:不斷地賠款,不斷地割地,不斷地簽署賣身契(不平等條約)。慈禧不思振作國防,反而把本購置堅船利炮的海軍軍費挪用來蓋別墅(頤和園)了。這個女人瞎攙和的結果,是使首都再度失守:光緒二十六年(1900年),八國聯軍在中南海飲馬,在太和殿裡跳華爾茲……
我偶爾會作無用的假設:繼承道光衣缽的若非咸豐,而是身手不凡的恭親王奕忻,那麼歷史是否要改寫了?即使不能說國家的命運完全是皇帝本人的性格的投影,至少,葉赫那拉氏恐怕就沒有機會在舞臺上亮相了,更難以成為一個動亂時代的臭名昭著的女主角。慈禧太后的晚清,至今仍是國人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”。想忘是忘不掉的。想更改也是更改不了的。
十個手指不可能一樣長。奕忻與咸豐雖為兄弟,卻具有不同個性,從南苑校獵各自的表現就能看出來:咸豐偏重於仁其實是個庸人,奕忻傾向於勇(倒是可造之才)。一山不容二虎,咸豐上臺以後,奕忻只好低眉順眼地跑跑龍套,以免把新帝比下去了。即使這樣,咸豐對其仍加以提防與排擠。
楊義先生曾將這哥倆比作萁豆相煎的曹丕與曹植,可見奕忻的日子是很熬的:“曹植借詩洩憤,成為曠世詩伯。恭親王卻把詩情傾注於林苑,使他的花園成為磚瓦木石堆疊成的沉默的詩了。”奕忻是道光第六子,因而什剎海西岸前海西街17號的恭親王府,俗稱六爺府。這位有經韜偉略而無法施展的王爺,在空曠的花園裡採菊、飲酒,也一樣備感壓抑吧?
咸豐去承德避禍,卻把擦屁股的事交給恭親王,令其留守京城“主持撫局”。這是一盤很難收拾的殘棋,連皇帝都下不了的,只好委託自己的兄弟充當替罪羊,跟兵臨城下的英法聯軍討價還價,賠笑臉、求情。“這是個置之死地的‘差事’。和談破裂,背城一戰,奕新只能‘殉社稷’。和談成功,背上個喪權辱國的罪名,既‘隗對祖宗’,‘亦無顏於人世’。可是奕新居然‘不辱使命’,不佃‘妥善’地處理了‘撫局’,而且利用‘留守’之職和洋人拉上了關係,打開了局面,控制了北京地區。”
恭親王作了咸豐的“人體盾牌”,抵擋腥風血雨。然而這“小六子”確實有幾分指揮才能與外交手腕,總算把一團亂麻理出了頭緒。恭親王本是挽弓當挽強的世襲貴族,有射天狼之豪情。不得不屈尊與豺狼談判,賠禮道歉,委曲求全。想一想,真是夠為難他的。若將奕忻比作中流砥柱,有點誇張了;但他畢竟努力發揮著能屈能伸、能開能合的外交家風度,以應付禍從天降的激變。不容易啊。
奕忻的硬骨頭,後來體現在敢與慈禧太后相對抗。慈禧有一寵臣,欲從紫禁城正門出去辦事,門官不允許,稱其違背祖訓(此門是皇帝本人進出的御道),雙方就爭吵起來。慈禧偏袒自己的走狗,要奕新和刑部處死一點不給面子的門官。奕忻嚴詞拒絕。慈禧很下不來臺:“你算老幾?敢頂撞我?”
奕忻不服軟:“我是恭親王。”慈禧威脅:“我撤了你的王爵!”奕忻不懼:“你撤得了我王爺的稱號,可改不了我是先皇韻六兒子的身份!”言下之意是你算老幾,反過來把慈禧給難住了。看來奕忻的本性是不畏權貴的耿直之人,傲氣十足。假如十九世紀的大清帝國,由這樣的人當家的話,估計情況會好一些。然而歷史從來沒有第二種選擇。自咸豐始,清朝的皇帝徹底喪失了獵手的血性和尚武的精神。既不能禦敵於馬上,救民於水火,又不擅長料理財政、工商、科技等諸多內務,導致中國在世界之林的名次每況愈下,頻頻遭受列強的欺凌。
咸豐之後,同治與光緒二帝,都不太像男子漢,皆是慈禧太后的傀儡,被一個太婆玩弄、操縱於股掌。尤其光緒,雖曾想謀取改革、以擺脫“母虎似的嬸孃”(林語堂語),可幾個回合就給打趴下了。連一個女人都鬥不過,又如何統治四方、降龍伏虎呢?他眼睜睜地瞧著心愛的珍妃被“老佛爺”派人推進井裡,卻無力解救,活得真夠窩囊的。
道光不以實力、而以道德選拔人才,犯了主觀化的錯誤。他的一念之差,導致大清國運的衰竭:亦步亦趨地走進一條無路可退的死衚衕。中國近代史上的恥辱,道光首先是要負責的。他不僅於1842年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《中英南京條約》,而且選錯了接班人。後來的事實證明:治國確非咸豐的強項,他更適合做“農林牧富漁業部長”,抑或組建綠色和平組織,卻不擅長擴充武備,抵禦外敵。徒具“婦人之仁”,哪裡能鬥過強盜的邏輯?他在任期間,北京首次淪陷於跨海而來的西洋人之手,真是丟盡了臉。
咸豐十年(1860年)十月十三日,英法聯軍衝進安定門——從此安定門再也不安定了。咸豐本人嚇得屁滾尿流,到承德避風頭。以前的清帝去避暑山莊,都為了打獵,為了耀武揚威;咸豐此次十足是在逃難,把祖傳的圍場當作最後的避難所了。真是絕妙的諷刺!咸豐肯定沒心思秋狩了,他自己儼然已成別人追擊的獵物。惹不起,總能躲得起吧。可躲也不是辦法。咸豐在承德躲了將近一年,既不好意思面對先帝們的手跡與豐碑,又無顏見江東父老,肯定如坐鍼氈、進退兩難。大病一場,索性躲到地獄裡去了。
除了學習書本知識,還必須“軍訓”:騎馬射箭,飛刀舞劍,甚至操練火器。難怪道光哥兒幾個在抵抗天理教襲擊時,臨陣不有那麼好的槍法呢。皇子們同臺學藝,誰不想以優勢取勝呢?不是為了考狀元,是為了當皇帝,太有誘惑力了。因而加倍地勤勉。在主考官(父皇)面前,拼命顯示自己新學到手的文韜武略。明爭暗鬥是少不了的。就跟西方競選總統似的,只不過是為了拉著最關鍵的一張選票。假如兒子們的學習成績差不多,就夠讓他們的“皇阿瑪”為難的。該讓誰當“班幹部”呢?
想當年道光一直很為難:四子奕獰(咸豐)和六子奕忻,各有千秋,如何取捨呢?他率領兒子們去南苑校獵,無形中將天地作為考場了。當然,他打的是德育、智育、體育的綜合分:咸豐的武藝雖不出眾,但“政治課”學得好,以仁慈之心獲得了父皇青睞——國家就需要這樣“又紅又專”、全面發展的人才……
據傳道光曾考問這兩位勢均力敵的競爭者,出了一道題目:何為治國之本?在趙大力著《恭親王奕忻》一書裡,奕忻回答:“當然是國富民強,只有發展經濟大業,國家富強,百姓安居樂業,社稷才能安定,大清國才能穩定。”而咸豐則回答:“治國之本惟仁孝,賢德最為重要,得人心者得天下,若不恩濟於民,撫育百姓,取信於民,則人心所向難以駕馭,若人心不軌,則難圖大業。”兩人說得都不錯,但各有偏重。我以為奕忻的態度更務實一些。
事實證明,咸豐說起來是一套,做起來又是另一回事了,實踐能力較差。在那樣一個黑雲壓城的多事之秋,空談誤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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